科举教育
　　孔子杏坛授徒，推广中国教育，隋唐开科设考，开了统治阶级选宫拔才之途。“学而优则仕”是封建教育的方针，读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变阶级地位和社会地位，教育围绕科举制度贯串整个封建社会时期。

　　虎门在远古时期乃南蛮之地，秦汉时代建置盐场，但渔蛋、盐户迁徒无常，隋唐以后仍为海隅之域，除流寓者于靠山一带散居外，中原人士尚惧“瘴疬之地”弗敢驻足。至宋靖康年间，一批文人仕官南渡，此处天时地利，方释北人讹传，加之堪舆之士，溯脉探穴，又引来了官宦、谪士、役使、饥民结庐定居。由于中原文化不断输入，此地村落继起，人口渐繁，渔、盐、耕、织趋兴，为教育奠下经济基础。 |

　　查历代史料，虎门之教育，始于南栅，宋淳熙十五年（1188）涌源王氏六世孙王知在举八行科进士，名振莞邑，享誉广府。王“游太学十五年，以亲老求归，筑宁轩别墅”当时莞邑内外学子，往返请教、酬唱，知在本人又“乐道济阴”教化乡中弟子，“学士昭  ”其开倡教育，对当地产生一定的影响，由于山水阻隔，此地尚无专馆设教，宋时教育仍然难兴。

　　到了元代，内陆又迁进一批难民，蒙古贵族教育仍限于蒙童家馆。迨至明朝，统治阶级开始重视教育，提倡置学校，设教儒，一反莞邑由“宋历元、几修几度、有而无备、备而弗华”之轻教陋习，制定几条兴学崇教的具体措施：洪武八年，官府下诏有司“立社学、延师儒，以教民间子弟，其教读有经明行修者，许推择署儒学教事”十六年，再作规定“各处社学提学官及司府州县官，严督劝课，其有俊秀得补生员，仍饬提学官，岁一考校，责取勤校，仍免为师人之人差役”。明代的奖教督学措施，对于推动当时教育，起了较大的作用。随着经济进一步开发，本地的名村建馆设学，“延聘名师，课训乡邑子弟”。据《东莞县志》载，天顺年间规模较大的“宁溪书院”“凤岗书院”。尤其是凤岗书院，及北栅陈氏七世祖，明承事郎陈桂义建，并岁捐膏火维持教育，当时，邑令黄中还为书院题扁，该书院规模宏伟，历数百年来一直书声不断，为本邑本土造就大批人才，而其他乡约之所，亦不乏育材之地，据采访所得，明时怀德村之马蹄山下，曾临涧结店建书舍，成化年间，赤岗何静、怀德邓琛等人，先后在此就学，而成为明代虎门之开宗进士。按旧志记载：明代社学乃仿古之乡，当时比书院尤重。

　　到了明末清初，由于战乱，此地教育曾出现停滞状态，至康熙二十六年，虎门建立新寨城，当时文官战将，仕率商贾往来日多，虎门之域日显重要，于是知县郭文炳、靖康场大使俞子麟，遂得建靖康书院，招收场域内塾馆之学员，教育旋兴，至乾隆时，此地功名至盛，据有案可查者，仅康乾时期，虎门考取文九名。比明成化以后一百八十年还多二名，而举人更难统其数。到了嘉庆时，南栅人王文晃重修书院，又有大宁人谭然倡建靖康社学。区域性捐资办学，又使虎门的教育推进一步。道光中，时林则徐督粤进驻虎门，这位忧国忧民之官，已经意识到平民教育的作用，他曾拟办义学，为邻乡百姓提供就学机会，可惜此举未成，已为清迁革职。迨至咸丰元年，虎门水师提督洪名香，赤岗人水师将饮何芳等，才于虎门寨西隅建凤鸣书院，从此成了虎门的教育中心。

　　据旧志记载：明时翰林院讲学士兼国史，经廷官丘滩浚曾曰：“岭海人才盛处，前代首称曲汇，在今世则皆以无俞东莞者，盖入皇朝以来逾百年，而东莞一邑独居其多，君子推原所自，咸归重于学校育材之效焉。”莞邑人才之盛在于明，而虎门科名之盛在于清，据有案可查者，自明万历清，虎门科出进士二十五名，武进士四名，仅文进士占全县七分之一有多，而清朝文进士近达明时二倍，有十三名，约占全县四分之一。不仅出现父子侄同科中举（北栅），父兄弟科甲（怀德），更有大宁谭链、谭宏、谭必耀三代进士，其科名蔚出，称著莞邑之内外。以先世宦迹来看,虎门人材代出。其中，一批文士乡贤，如北栅陈桂、陈湘再、大宁谭宏、卢屋卢应元、白沙郑  、郑    等广授生徒前后得其裁成者甚众。

　　封建教育，皆为科举服务，科名盛衰，往往是教育的标志，统观科举制度数百年，虎门的教育仅集中在北栅、南栅、大宁、怀德、白沙等几条名乡大族上，仅据北栅陈氏族谱记载，秀才206名，举人63名，进士9名，历史上流传一首民谣，其中曰：“怀德帏杆当火棒，北栅祠堂当粪坑”可见两村当时科名仕官之盛，然而其他数十村族，处立村之始，不见一名秀才者也不乏其村，在封建社会教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。
附：虎门历代进士表：